不过这并不代表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什么都没做。
他深入基层, 参与了水利建设工作，并迎来了老友沈括的莅临视察。
俩人针对水利建设交换了许多宝贵经验，剩下的时间就是吟诗作赋游山玩水。沈括对苏轼的诗词十分喜爱，还向他索要了最新的诗作手稿，抄录学习。苏轼也十分豪爽，不管是已更新发布的还是压箱底的存稿，统统翻出来给沈括看。
没有友人来访的时候，他也没闲着，年三十还在单位加班。他针对新法弊端不停上书朝廷，为百姓减免了许多繁重赋税；同时，尽管他自己是个十足的“反对派”，但他也看到了新法的一些可取之处。并公正、客观地对这些措施积极推进。
宋连和李士卿到达杭州的时候，他刚完成了一次十分成功的“治理蝗灾”攻坚战。
02
烟雨濛濛的西湖中心，三人坐在一艘小船上，喝着龙井清茶，吃着西湖的莼菜羹，苏轼说起了这次抗灾过程。
“这次赈灾，其实还有宋检法的功劳！”
这倒是让宋连十分惊讶：“还有我的事呢？”
“正是，”苏轼饮茶一口，说：“多亏你我同在开封府共事那些日子，旁观你检验尸体勘察现场，学到了‘卵、蝻、成虫’的生命周期啊！”
这个对宋连来说属于常识的知识点，在当时却是一种认知的突破。
当时，蝗虫因为巨大的破坏力和“凭空出现”的特性，常被认为是“天降神罚”、“上天示警”的预兆。老百姓面对蝗灾的第一反应不是灭虫，而是祭祀、拜神。
而地方官僚还未掌握治理蝗灾的要领，为了推卸自己救灾不力的责任，也乐于将蝗灾归咎于天意，他们甚至下令禁止捕蝗，以免“逆天而行”。
而这一次，他们遇到了蝗虫的劲敌——苏轼。
他做的第一步，就是发挥他的文笔优势，写了一篇战斗檄文《捕蝗文》，并在杭州城内外到处张贴。文章深刻领会并发扬了从宋连那里学到的科学精神，科普了蝗虫不过是一种虫子，有它的生长周期，之所以成灾，是因为“亢阳为孽”（天气太干旱了），并非什么鬼神作祟！
他告诉百姓：“天灾犹可救，人祸不可活！ 与其坐等神明，不如奋起自救！”并附上详细的灭虫教程。
为了调动百姓积极性，他向知府建议并最终得来批准，由官府出钱，论斤向百姓收购他们捕获的蝗虫！仅此一招，瞬间就将一场“宗教难题”变成了一个“经济问题”。在金钱的激励下，百姓们不再害怕什么“蝗神”了，纷纷拿起工具，加入了捕蝗大军。
他还招募了大量的灾民，组成专业的“捕蝗队”，由官府发给工钱。既灭了蝗，又救济了灾民。
为了打消一部分人对“蝗神降灾”的恐惧，他带着几个衙役，跑到田间地头，第一个动手捕捉蝗虫。捕来的蝗虫“就地正法”——
“放些椒盐爆炒，嘎嘣脆，十分美味！”
宋连听得一愣一愣，心理感慨：是谁的四川美食dna动了我不说。就想知道川渝兄弟和广州福建人pk，谁会赢。
03
宋连对苏轼“科学赈灾”的行为献上了十二万分的敬意，一边敬着一边还斜眼看看他那个搞伪科学的神棍房东。
李士卿叹口气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活吃蝗虫，未免残忍。”
“李兄台这番话，倒与我天竺寺的住持朋友有半分相同！”苏轼哈哈大笑，“今日本想邀约辩才禅师前来与我们一同饮茶，但禅师年长，已很少出行，改日带你们去天竺寺见他一见！”
李士卿只抓住了重点：“半分相同？另外半分是？”
“他同我讲了大悲商主杀一救五百的公案。”
佛陀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无数次轮回中的某一世，是一位商队领袖——大悲商主。他带领着一个由五百名商人组成的巨大商队出海寻宝。
在商队中混入了一个名叫“同发”的强盗。同发心怀歹念，计划在商队寻得珍宝返航途中，杀死所有的五百商人，独吞全部的财宝。
大悲商主偶然得知这件事，陷入了极度痛苦的挣扎。因为他面临着两难困境：若是袖手旁观，那么五百名无辜商人将会被杀死；若是向大家告发强盗，那么这些商人一定会在愤怒恐惧下杀死强盗，由此便种下了杀业恶果。
经过痛苦思虑，大悲商主做出了最终得决定——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。
苏轼看着李士卿，微笑道：“我愿自己一人承担所有杀戒恶果而堕入地狱，至少保下了庄稼粮食，换百姓安居乐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