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且不是积攒起来的海量，而是每一天，都以海量的速度暴涨。
也就难怪秦始皇嬴政，忙的一天只能睡两个时辰，批阅奏疏时反复拿起、放下竹简，最后都把肩膀给累坏了。
简而言之：长安朝堂很忙。
作为朝堂中枢，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注意力，都放在一场战争之上的。
绝大多数情况下，长安朝堂中枢对某场战争的关注，也仅仅局限于：战争爆发前，有司公卿重臣商量一下怎么打，派谁去打，什么时候、在哪里打。
商量好了，再由少府去负责具体的物资调配，战争就可以开始了。
开始之后，大家就都各忙各的去了。
忙累了，办公办的头昏眼花，腰酸腿疼的时候，借着伸懒腰的功夫，同身旁的属官问上一句：打得怎么样了？
这便到头了。
再然后，便是战争结束，捷报或噩耗传回，大家再根据情况，做出针对性的布置。
如果胜利了，该如何安排庆典；
如果失败了，该如何将后续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，如何弥补战争失利，为汉家所带来的政治打击。
以及：无论胜利还是失败，都同样会存在的：有功将士封赏，以及阵亡将士抚恤。
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对于长安朝堂中央而言，战争，也同样只是有司官员工作的一部分。
就像廷尉的官员，本职就是审理案件、惩处罪罚；
太仆的官员，本职就是天下马政，捎带上天子仪驾等等。
长安朝堂的责任，便是在汉家发生一切变故、突发情况时，作出相应的应对，又或是在事前进行谋划、引导，来让事态按照有利于汉家的方向发展。
而战争，仅仅只是长安朝堂中央，所需要解决的无数事件、所需要面对的海量决策当中，相对比较重大的其中之一。
且战争决策的确立，以及战争最终的走向、胜败，会对政局造成较大的、较为直观的直接影响。
所以，长安朝堂应对起来，也会稍谨慎些、精细些。
但还是那句话。
大家都很忙~
农民忙着种地，商人忙着买卖，匠人忙着打铁，官员忙着贪污…咳咳，忙着治民。
长安朝堂，更是要为了整个天下的大小事务，而时时刻刻忙到脚不沾地。
正所谓：三生不幸，知县附郭；
三生作恶，附郭省城；
恶贯满盈，附郭京城。
如果按照这句话来定，那长安朝堂中央，便竟都是‘恶贯满盈’，惹得上苍震怒，不惜以这种方式降下天罚的苦命人。
对这些人而言，很多时候、很多事，都是不大受控制的。
比如，东宫太后，西宫天子，说不定就要脑门一拍，搞出什么幺蛾子。
没搞出名堂，甚至搞出问题来了，把脖子往后一缩，最后还是要朝堂去擦屁股。
再比如，某些政策的颁布和推行，往往会出现一些‘事与愿违’的情况。
就像是长安朝堂，在天子的允许下颁下政令：为了庆祝东宫太后大寿，今年全天下免除税负！
结果到了下面的郡县，话很有可能就被‘传’成，或者说是被理解成：今年，东宫太后大寿。
大家伙儿，难道就不表示表示？
老百姓自然不需要‘表示’。
但官员呢？
太后大寿，你甭管官大官小，总不能真就什么都不表示吧？
自然是要‘表示’的。
而表示，又是需要花钱的。
钱从哪来？
于是，长安朝堂发下去的政令，到了地方郡县就变成了：为了庆祝太后大寿，今年，本郡/本县额外收xx税，每人每户xx钱。
原本不需要‘表示’的百姓农户，被官员摊牌上了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。
结果钱花了，最后还不算是百姓农户表示的，而是地方官员，代表当地百姓农户——更或直接就是代表自己，向太后有所‘表示’。
花百姓的钱，办自己的事，走自己的人情。
偏偏长安朝堂中央，还拿其毫无办法——甚至大概率发现不了。
长安朝堂只会知道：命令发下去了，府、库也确实没有收入税、赋。
对此，长安朝堂心中有数，天子、太后，也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。
却也只能通过采风御史、监察御史等方式，来让下面的官员收敛一些。
但也正应了那句话。
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
这边，天子荣刚定下制度，为外族奴隶减免奴隶税，寄希望于一次引导汉家的地主、富户，为了节省成本而用更多的外族奴隶——至少在重体力劳动方面，更多的用外族奴隶，而非汉人。
结果制度刚确立不久，底下的‘对策’便已经准备好了。
——外族奴隶？
便宜没好货！
又懒又蠢不说，还听不懂人话！
而汉人，贵有贵的道理——踏实肯干，逆来顺受，又好沟通。
可汉人奴隶的奴隶税，就是比外族奴隶的奴隶税贵啊！
怎么办？
简单。
让汉人奴隶，‘变’成外族就好了。
具体操作方式也很简单。
权贵、富户，本就有收买官员的需求，甚至大都和地方官员，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输送关系。
随便找一个县令级别的官员，让人家卖自己一个人情，把自家的汉人奴隶，都在奴籍簿上改成外族就行。
至于这么做会不会露馅？
原本是不会的。
燕国东北的朝鲜奴，还有岭南的百越奴、西南夷的夷奴等，看上去大都和汉人没什么两样。
光从外表，是无法判断出一个奴隶，究竟是汉人，还是这些泛华夏文化圈的‘外族’奴隶的。
直到有一天，一个被改为‘外族’的汉人奴隶，不知道脑子哪根筋打错了——居然跑到官服门口，状告自己的奴隶主！
原本只是一件极不起眼的小插曲，却在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下，才长安朝堂中枢，卷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贪风暴……